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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赵抃首创“方舱”和“封城”

        “新冠肺炎”从2019年底开始肆虐,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病毒在全球不断蔓延并产生变异,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而中国很快就控制这一恶魔的肆虐传播,采取的最有效措施就是隔离病人和禁止人口流动,其实这种对付传染性疾病的方式从古代就开始了。从历代史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代疾疫流行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一般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大战之后必有大疫,由于古代医学不够发达,有时候疾疫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超过饥荒和战乱。在疾病面前,古人除了祈祷上苍,请求神灵保佑之外,也有一些能臣良吏采取行之有效的“救荒之术”,有效地控制了疾疫大范围流行,避免造成人员大规模死亡。如宋朝曾担任泗州通判的赵抃就是一个杰出代表。令人称奇的是,他为防控疫病施行的“救荒与现代对付传染性疾病的方法基本一致——就是建立“方舱”医院隔离病人,禁止人口流动,以“封城”的方式禁绝疾病传播。

戏曲中“包龙图”也是“赵龙图”

  赵抃(1008—1084),字阅道,衢州西安县(今衢州市柯城区)人。年少时成为孤儿,生活贫苦,由长兄赵振抚养。景祐元年(1034),赵抃进士及第,历任武安军节度推官、江原知县、泗州通判、殿中侍御史、睦州知州、梓州路转运使、右司谏、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参知政事等职。元丰七年(1084),赵抃病逝,神宗闻讯,不胜悲戚,为之辍朝一日,追赠太子少师,谥号“清献”。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列传第七十五》记载:“抃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茕贫,盖不可胜数。日所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意思就是赵抃为人忠厚淳朴,善良温和,喜怒不形于色。平生不治家产,不养歌伎,帮兄弟之女十余人、其他孤女二十余人办嫁妆,其他抚恤孤寡贫寒之事,不可胜数。白天所做之事,晚上必然服饰庄重地烧香,告诉上天,凡是不能对天说的事就不做。


赵抃遗像(图片来自网络)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赵抃任殿中侍御史,他正气凛然,弹劾不避权贵。宰相陈执中胸无点墨且凶狠暴戾,赵抃先后递交十二本奏折,以“不学无术、结党营私、治家无方、屡出人命”等罪名弹劾他。《宋史》记载被他弹劾纠察的除宰相陈执中外,还有枢密使王德用、枢密副使陈升之、三司使王拱辰、翰林学士李淑等官员,以及外戚、宦官。他对贪官污吏嫉恶如仇,对受冤屈的良吏则竭力保护,曾上奏请求恢复受到不公处理的吴充、鞠真卿、刁约、吕景初、马遵等有功之臣的职位。

        在《宋史》中,赵抃与包拯同传。在《宋史·列传第七十五》中,三位名臣包拯居首,吴奎次之,赵第三,包拯被称为包龙图,最高官职为枢密副使,赵则可以被称为赵龙图,最高官职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由于赵抃在工作中也和包拯一样不避权贵,人称“铁面御史”,因此包拯被称为“包青天”,赵抃被称为“赵铁面”。戏曲中甚至历史上,“包青天”是清官的代称,是人们对官员的寄望,但是“包青天”并非就是包拯。其戏曲形象的原型,一半是“黑脸”包拯,另一半是“铁面”赵抃。

“一琴一鹤”留芳

        赵抃处理政务,善于按照习俗施行设置,刚猛宽松不同。进士及第后,赵抃出任武安军节度推官,是一个帮助掌管处理文书、参谋政事的幕职官,当时有人在大赦前伪造公章,在大赦后使用,执法人员认为他该死,赵抃便说大赦前没有使用,大赦后没有制造,不该死。最终使罪犯免于一死。

        嘉佑六年(1061),赵抃出任虔州(今江西赣州)知州。这年虔州大旱,赵抃率众祈雨救急成功,之后他组织民众开凿赣江十八滩,疏通赣江,使章江、贡江、赣江三江之水流丰盈贯通,从此赣江成为中原地区通往广东、广西的水上交通要道。在兴修水利的同时,他还动员民众开山挖路,改善交通,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方便官员、百姓旅游。

  赵抃不仅以“铁面御史”而闻名,还以“一琴一鹤”而留芳。他一生四任四川地方官,第一次是皇祐二年(1050)任江原县县令,他单人独骑,仅携一琴一鹤赴任。到职后,常微服查访民情,体察民间疾苦,并大力兴学重教,经常前往县学鼓励诸生矢志向学;他又严惩坑害百姓的衙役,处决罪行累累的不法僧道和地痞流氓,教育和释放因受蒙骗、被裹胁而参加妖祀的群众,百姓为此欢呼雀跃。赵抃看到人民安居乐业,就高兴地弹琴取乐。他养了一只鹤,时常用鹤毛的洁白勉励自己不贪污;用鹤头上的红色勉励自己赤心为国。其后人以此作为堂号名为“琴鹤堂”,以示纪念。

  宋神宗曽对其赞赏道: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最后一次是熙宁五年(1072)赵抃出任成都太守,宋代文学家文同在其《宋赵大资政再任成都府诗序》中谈到川人闻公来,“男呼于道”,男子在道路上欢呼,“女欢于灶”,妇女在灶边欢呼,都说从此我们可以“安于食,乐于寝”了。神宗每次诏令虔州和成都两地郡守,一定提及赵抃。宰相韩琦称赞赵抃真正是世人的表率,认为没人能比得上他。

赵抃手迹——赠悟禅和尚诗碑(图片来自网络)

赵抃与盱眙赵氏家族血缘关系很深

        赵抃不仅是个清廉正直,工作能力很强,更难得的是他没有权力欲,能做到与人为善。据苏轼为其所作的《赵清献公神道碑》中记载,淮南东路转运使觉得泗州知州才能平庸,想将其罢掉,另选贤能担任,于是先调赵抃到泗州任通判(相当于副市长)。赵抃觉得知州能力虽然不足但没有恶行,不是恶吏,于是决定辅佐其将地方治理好。因为他是知州的左右手,不能太张扬,就悄悄地处理了州内政务,并经常提醒知州应做哪些事情。如知州难以安排,他就承担起来。而且工作中从不贬低知州,总说是知州交代这样做的,巧妙地掩饰了知州的不足,很快就将泗州治理的井井有条,泗州知州也避免被弹劾不体面下台的命运,“得以善去”,淮南东路转运使对赵抃的品行大加赞赏。

        有一次,邻近的濠州知州不按规定给士卒发放衣食等物,兵士扬言要兵变,知州害怕,太阳还未下山就紧闭城门不办公,转运使函令赵抃代他处理此事。赵抃到濠州后命人打开城门,像平时一样从容办公,对于前来兴师问罪的士卒们百般安抚,不允许用武力镇压士卒。之后,经过他几次耐心劝导,士卒们躁动的情绪逐渐稳定,成功安定了濠州。

  赵抃在泗州任职期间,对当地秀丽的山水也非常喜爱,闲暇时喜爱泛舟淮水之上,饱览远处淮山的美好景色,并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词。如在《贺偶书》中他写到古人胸臆赋才多,醒自冥搜醉自哦。今日淮山且诗酒,不劳贤否问谁何。”表达了面对水光山色,欲与古人一样对酒当歌的情怀。他对冬日淮水的雪景十分喜爱,在《和淮上喜雪呈贯之》诗中赞曰:“落雪纷纷甚羽毛,相逢淮上系轻舠。压低酒力威棱健,助豁诗怀气象豪。两岸远山供玉障,一天长水尽云涛。归欤喜见丰年瑞,南顾无烦帝力劳。”要离开泗州城了,他感到依依不舍,十分怀念与好友们在淮上饮酒赋诗、其乐融融的快乐时光。他在《和韵前人初销头》一诗说:奏恳初无饰,天恩亦重违。一麾新命下,两桨故关归。淮木林林脱,霜鸿阵阵飞。贤朋诗酒乐,行矣自相依。

  据《凤阳府志》记载:“赵抃通判泗州,居官廉洁,素畜一龟,迁官日舟过龟山,投龟于淮河而去。”

        根据光绪二十八年版《 赵氏宗谱》,在盱眙地区包括现今洪泽境内有宋开国元勋、半部《论语》治天下而著称的一代名相赵普之后裔半部堂为堂号尊赵普为半部堂赵氏之一世祖,赵抃为赵普之曾孙,因此赵抃与当地的赵氏家族有很深的血缘关系

开创世界上最早的“方舱”与“封城”

  熙宁八年(1075),两浙路(今浙江和苏南)连遭旱灾、蝗灾,继而暴发瘟疫。越州(今绍兴)灾情尤为严重,震惊全国。赵抃临危受命,赶赴越州救灾。

  据《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载,宋神宗熙宁八年夏天,吴越之地发生了大饥疫,死者过半。同年九月,资政殿大学士赵出知越州。《宋史·列传第七十五》称其:“尽救荒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

        赵抃一到越州就调查摸底,“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凡是不能及时汇报属地情况的官员,一律予以参劾治罪。

  除了严查不作为官员,还广泛募捐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

  赵抃还巧用市场规律救灾赈荒,“在越州境内,粮食随行就市,州府不再限价。”此消息传出后,各地粮商纷至沓来,一时间越州境内竟然米积如山。经过短期的暴涨后,米价猛然暴跌,甚至比灾前更低。凡事有非议和追究责任者,赵抃均一人以挡之,决不累及下属。

  为了避免人员大规模聚集和流动,赵还规定: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就是让灾民到指定场所领取救济物资,如果不听从安排就不能领取,以此限制人口随意流动。此外,还专门开设了隔离医院——“病坊”,让医生和懂医术的僧人专门负责照顾感染疾疫的百姓

苏轼书《赵清献公神道碑》(图片来自网络)

  赵的救荒术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事前掌握疾疫真实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治方案,并且用严格的规定和严厉的处罚,避免下属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

  第采取隔离制度,设专门的“病坊”。

  第保障充足的物资供应,避免人口流动造成疫病传播蔓延。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救荒术”与现在我们现代对付传染性疾病的方法差不多,如当时设立的“病坊”有点像现在的“方舱医院”,禁止人员流动客观上与“封城”的目的和效果也是一样的。赵抃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使“生者得食,病者得药,死者得葬”,把灾疫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由政府主导,采取隔离病人,禁止人口流动等防治疫病的举措。

赵抃的“救荒术”被后世沿用

  因为赵抃的“救荒术”行之有效,因此宋代著名文学家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中评价道:“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赵抃《励志卷》手迹(图片来自网络)

        正如曾巩所预言的,赵抃的“救荒术”一直被后世所沿用。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杭州知州甫一到任就遇到灾情。元祐五年(1090年)春,疫情骤起。这时赵抃已经去世,他施行其“救荒术”,最终将疫情控制住。《宋史·苏轼列传》中说: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
         苏轼向社会募捐了两千余缗,又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来五十两黄金,建了一个“病坊”——方舱医院,集中对病患进行治疗。苏东坡还给“病坊”起了个名字叫安乐坊”。邀请黄州名医庞安时来杭州主持抗疫工作治疗方法是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即根据被感染患者的症状与轻重安排病房,防止交叉感染,疫情很快便得到控制。崇宁二年(1103)政府将安乐接管并易名为安济坊后,朝廷开始在各地设置安济坊,专为穷人治病。安济坊不仅提供给病患医药费,官府还会给安济坊提供定量的饭食和银钱。在南宋初年则照此法创办了医疗救助机构养济院,在宋朝社会救助和医疗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也有以“隔离”和“封城”防治疫情的举措。宣统二年十二月的东三省鼠疫盛行,由外务部、民政部、邮传部每天开联席会,命令巡警总厅悬赏动员老百姓捕鼠,晓瑜居民注意卫生,加雇清道夫严行清洁。当时还下了死命令严禁疫区百姓流动:督饬内外城官办医院,添置防疫药品器具,以资应用,凡疾病发生之地禁止出入,违者杀无赦。

作者:倪泳

作者简介:倪泳 1968年出生于江苏盱眙,现定居江苏南京。资深媒体记者,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史研究。